有人看不起农民，还常用“小农意识”讥讽人，这“农”字之前加一“小”字，充分表达出对农民的歧视。然而农民，却在本质上与教育天然地血脉相通。我甚至觉得，教师也必须是农夫，只有以农夫的姿态行走职业人生，他才可能在教育的田地上获取丰收。

　　我们不防观察一下农夫培育庄稼的过程：

　　农夫深知“时机”。什么时候播种，什么时候施肥，什么时候浇水，在他心中都有一本账。经验丰富的农夫甚至于精选一天之中的某个具体时间段进行农事，那便是更高的境界了。同样，再也没有像教育那样需要讲究时机的事了。一名顽童，什么时候让他静下心来思考，需要时机；一个胆小的孩子，什么时候鼓励他站起来发言，“时机”也很重要。可以说，教育就是选择时机的艺术。在寒山寺外的壁画上，写着“五随”，前三随是“随遇、随时、随性”，虽是佛门中语，却道破了“教育时机”之奥秘。教育时机时时皆有，然而蕴藏于师生心灵相遇之中，须随学生之性方可奏效，所以它需要捕捉。

　　农夫在耕作之前十分重视施肥。肥有两种，一种是土肥，肥力长，一种是化肥，见效快，农夫常常搭配使用，因为他既求显效，更求长效。我常想，教师也须有“打基肥”一功，“土肥”源于生活，乃是教师为学生精心创设的文化氛围，而“化肥”乃是人工合成，乃教师唤起学生兴趣的能力，前者着眼于长远，后者着眼于当下，唯有二者整合，才是完整的教育。

　　择好时机打好基肥，便可插秧。农民插秧，大有讲究，不可过深，“深”则不发，甚至烂苗，所以常说浅好。果真，上世纪90年代我便在农村见到了“抛秧”技术，将秧苗扔在田上，不出半月，长势极好，产量颇佳。由此我想，强行规定生长方式是不利于学生的真正发展的，过早地、过于刚性地为学生的生长提供模型不如让学生自由自在地生长。所以教师的职责在于全心全意服务于学生的生长，而不是指手画脚地告诉学生该如何如何成长。当下的教师真该好好地学学农夫，因为农夫早在两千年前就坚决地摒弃了“拔苗助长”。

　　在庄稼生长的过程中，农夫始终关注着，正如一个始终关注学生成长的老师。关注孩子，方能真正赢得孩子的心，也才能更好地走进孩子的心灵，与孩子展开真正的心灵对话。正如一位老农，天天去地头走走，看看这株，摸摸那株，观察观察这些庄稼有何新的成长，甚至还会像老朋友似地与某几株庄稼打打招呼。

　　教育，是一门分寸感很强的艺术，在教育中经常会发生好心没有好报的事，这里就可能有分寸的问题。因为与庄稼一样，孩子是有生命的，而生命是那么脆弱，需要呵护。呵护只有把握好分寸，才是呵护，要不就有可能成为溺爱，也可能成为伤害。我常在农村见到有时需把田里的水灌得满满的，有时则把田中的水全放光，让田变得干燥，甚至裂开，也有时就打几趟“跑马水”，个中情由，我不得知，但其对分寸的把握足以让我们得到启发。

　　到了收获的季节，农夫所进行的是一项“物尽其用”的工作，稻谷、稻草、秕谷等等，分门别类，各尽其用。他不用一把尺子去衡量他所收获的东西，他总想着把收获的最大效益发挥出来。最饱满的稻谷做种子，秕谷可以喂养家禽，稻草可以烧饭，草灰用作肥料，没有被忽视的东西，没有被舍弃的东西……而在我们的视野里，好像总是要期待所有的田野里都只长稻谷，而不长稻草。

　　好好向农夫学习，以农夫的姿态做教师吧。